文|张刚
父亲这两年种田之余，闲着无事，便把菜园子里几棵枯老的杏树苹果树砍了，做成各种小板凳、小方桌，拿到集上去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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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想到，现在人们生活好起来了，这种过去瞧不上的手工家具，反而受欢迎了。
父亲快八十岁了，原本说再不“捉”这些刨子、斧子了，可一有空闲还是手痒，又操持起这些工具，权当解闷儿吧。
他的这些小板凳、小方桌也卖不了几个钱，物件比钱还值钱，我们子女都有些舍不得，可做了家里又摆放不开，只能拿去卖。
说起父亲卖这些小家具，我又想起一件事来。
那年我初中未毕业，父亲的腿病没痊愈，在外地求医做手术，回家又躺了半年多，但最终能够下地了，到这年冬天，能拄着拐杖走路，他便寻思着在院子里做做木工。
主要是那些年求医欠下了外债，再加上几个孩子要上学，更何况这个年也不能冰锅冷灶地过呀，他便计划做一张带三个抽屉的书桌，让我拿到集上去卖。
这种书桌在普通农家比较流行，也算是居家的必备品。
于是他开始准备各种木料，我也时不时打帮手帮忙拉锯、生起火盆熬胶、黏合桌面。
我又从街上小卖铺买来滑石粉，给打磨平整的桌面打底、上漆。
漆要刷三遍，先刷一遍底漆，再请来父亲的工友，给清漆调好颜色，在漆面上画仿木纹，仿木纹颜色晾干后刷一遍清漆定型，最后还要刷一遍清漆增光增亮。
总之，父亲拄着拐在院子里忙活了半个多月，这张书桌终于做好了，便让我和姐姐抬到集上去卖。
集市离家不远，也没有山路，跨过一条小溪就到了。
集上有各种固定的区域，像水果、衣服、鸡、鸡蛋等等都在约定俗成的地方摆放，得早早去占个摊位。
这张书桌能卖多少钱呢？
父亲说，人家给多少就算多少，算算木料油漆这些成本，能卖一百元就赚了，卖个七八十元就够本，就是五十元能卖了也很好啊！
主要是过年了，怎么也得置办一点儿年货，至少得买点儿香火呀，要不然这个年就太冷清了。
离大年三十还有十来天时间，只剩下三个集了，意味着只有三次出摊的机会了。
带着父亲的叮咛，我和姐姐把书桌抬到大集上，为防磕碰又拿了床单护住桌面，满怀希望地等着买主。
有人过来问：这张桌子多少钱？
刚一开始，我开价一百二十元，留下二三十元砍价的空间。
但是对方没有还价，只是把抽屉拉出来看看，就转身走了。
后来又有几个人来看看问问，也不还价。
再后来有人问，我们就降到了一百，又降到了八十，可他们都摇摇头又离开了。
在一次次的期盼中，从一大早集市上还没大有人，到集上人山人海，再到人潮渐渐散去，所有的摊子都撤了，我和姐姐只好又把书桌抬回家。
父亲坐在炕上，从窗户中看到书桌又被抬了回来，满脸失望。
过了几天开集了，我们又满怀希望地把书桌抬到集上。
可同样的结果，它又一次被抬了回来。
父亲盼望着这张桌子能碰上个识货人，卖个八九十元就很好了，要是再低，确实对不起他冰天雪地里拄着拐杖在那里又砍又刨的劳作。
另外，光是买油漆就花了二十多元，除去木料的钱，父亲那人工就是白搭了。
可后来他的期望就越来越低，不管多少钱，能卖掉就行。
所有的希望就只剩大年三十这次集了。
这天的集叫“抢集”，意思是买东西很快，一阵风，不到中午，赶集人潮很快散去，都回家忙年了。
大年三十这天，我和姐姐又抬着书桌来到集上。
冻得哆哆嗦嗦，盯着来来往往的行人，盼着有人来看看问问。
可大年三十谁会买家具呢！
就在我们再也不抱希望时，有个青年人过来了。
他看上去不像农民，像是在外有工作的。
他问这张桌子多少钱？
我们说八十元。
青年还价六十。
我和姐姐说，那就七十吧，七十不能再少了。
这位青年还在犹豫。
在我们准备降到六十卖了时，他说自己也用不大着，就不买了吧，又去别处逛了。
这是唯一一个出价的，可还是没卖掉。
赶集的人很快就散了。
就在我和姐姐抬着书桌，蔫头耷脑地往家走时，正巧遇见一个赶完集也往家走的远亲姑爷。
他知道父亲的病情，看到我们抬着书桌往家走，就过来问问情况。
他叹息着说，不管高低贵贱要是卖掉就好了，这张桌子是这个年唯一的希望啊。
正在这时，在街口又碰上了那个青年。
他也赶完集，准备往家走了。
他又问了一句，最低多少钱卖啊？
我还是说七十元，不能再低了。
这个价确实也太便宜了，对不起父亲的劳作。
远亲的姑爷一看有人问，立即说：“孩子，把桌子放下！我帮你们卖。”
他说：“别再往家抬了，抬回去你们这个年咋过！”
我和姐姐放下桌子，远亲的姑爷喊住这个青年人，让他再来看看。
这个青年犹犹豫豫地又来检查桌子的做工。
远亲姑爷在一旁说，这个质量你放心，都是实木，不是三合板，做工保证比机器打造的好！你方圆百里打听一下，这个木匠的手艺那是没的说。
“要不是他家里困难，这么便宜可不卖。你就是自己备料找个人做，也得花不少工钱。你买得便宜，买了也是帮了这家人一个大忙。”
后来这个青年说，他这次春节是回老家结婚，新房子里是缺张桌子，但结完婚过了春节又要走了，这个书桌可买可不买。
远亲的姑爷又劝了一会儿，最后青年愿意出价七十元买。
姑爷说，再加五块钱吧！加两块钱也行！就让这孩子给自己买挂鞭炮过年。
那青年看眼前这位老人这样说，又多掏了两元钱。
这样，这张书桌就以七十二元的价格，终于在大年三十，在集散后卖出去了。
远亲的姑爷还担心七十元卖便宜了，怕我回去受父亲的责备，就说：“回去告诉你爸，是我做主卖的。他要是嫌卖贱了，我有机会到你家去再安慰你爸！”
我和姐姐把床单从桌子上揭下来，把书桌正式交给这个青年，看着他和同村人把它抬走了。
青年和同村人都说：“这张桌子真不贵。”
父亲还坐在炕上等着我们的消息。
一看到我们空手回来了，高兴极了：“卖了吗？”
“卖了！”
“多少钱？”
“七十二元！”
“那好着呢，我还盼着五十能卖了呢。卖了好，卖了好，要不然放都没地儿放。”
当说起要不是远亲的姑爷帮忙，又得把桌子抬回家时，父亲擦起了眼泪。
这意味着，这个年里的油盐酱醋茶都有了着落。
更重要的是，父亲终于走出了病魔的折磨，他的手艺还能得到乡亲的认可，他又可以站起来，挥动锯子刨子，又可以撑起这个家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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